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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新趋势新要求

2010年07月01日 09:41 来源: 【字体:↑大 ↓小】

    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产业变化新趋势
    一、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产业领域进一步扩大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涉及领域较广,从交通、通信等基础部门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到汽车、石化、机械、电子、房地产等支柱产业及商业、餐饮等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加入WTO后,我国逐步开放电信业、银行业、保险业、专业服务业四个新的投资领域,众多跨国公司为开辟自己的投资新渠道、迅速抢占中国市场而积极准备。一些外资银行纷纷与十大股份制银行及各大城市商业银行等进行密切接触。在资本市场,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在A股市场开展积极的并购活动,一些资本来源较为广泛的跨国公司将成为在我国A股市场展开并购活动的主力军。从操作方式来看,跨国公司以在我国设立合资合作公司作为起点、以并购等方式加入上市公司股权之中的行为呈明显增加趋势。
    二、跨国公司投资重点领域由传统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高新技术产业对华投资步伐大大加快,这与其早期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传统制造业已有了明显的区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含量很高的高端产品直接放到我国生产。据对500强在华投资的调查显示,他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信设备、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制品等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的行业。500强在上述49个行业的投资项目合计486个,占500强在中国投资项目总数的40%;投资规模合计166110亿美元,占其在中国投资总规模的55%。从全球来看,跨国公司对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和提高。而我国加入WTO,又为跨国公司扩大服务业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根据入世承诺,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开放金融服务业、旅游业、传媒业、批发零售业、保险业等广泛的服务业,并规定有3-5年的过渡期及相关限制性措施。因此,在过渡期内,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般是在不超过股权限制比例的前提下,先通过合资合作以求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三、跨国公司加大了技术转让的力度提升产业水平
    当今国际市场竞争的实质是科技的竞争。跨国公司凭借自身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成为世界高新技术的主要创新者和垄断者。因此,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转让的力度大小直接影响着该国技术水平和产业的升级换代。一般来说,跨国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技术转让是以跨国公司的生产转移为先导。由于其对技术的垄断性,他们会全力阻止技术传递(外溢)到发展中国家,而目前这一情况已有所改变。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众多跨国公司在技术转让方面纷纷加大力度。如1997年调研结果显示,真正在中国市场使用母公司先进技术的只有13%,到2001年,这个数字急剧增长到41%。1997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合资生产的轿车中几乎没有可以被归入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而2002年下线的13款合资新轿车中至少10款是与全球同步的。
    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对投资环境的新要求
    一、对集聚经济的追求
    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的外部性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跨国公司对集聚经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产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能力的要求。地区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和良好的产业基础往往来自于特定产业在该地区集中。跨国公司对制造业进行纵向一体化投资时要求该地区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作为依托。体现在:生产上有前向、后向和水平联系的供应商、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合作紧密,原材料能及时获得,中间产品能快速转产,最终产品能迅速销售,不断降低运输及库存费用,同时能对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有充分的保障。
    2.对城市化的要求。城市化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本地区和周围地区的市场的潜在规模。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人口规模增长较快,从而促使城市市场规模相应扩大,这对市场导向性的投资有较大吸引力。第二,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大城市往往是大学或研究机构、金融机构、法律咨询、广告等中介服务组织的密集区。跨国公司制造业投资系统化过程中,需要服务业的配套支持,需要建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等服务性机构。第三,基础设施规模效应。基础设施是维系各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本物质条件,不可或缺。从经济角度讲,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有一个人口限度支持,如航空港建设。没有足够的人口支持,效益就会非常低下。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有足够的人口支持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优越的基础设施又会是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好,意味着区域内部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载体容量大,整体功能强,也意味着使各种“流”向外辐射的能力强。
    3.对外资集聚程度的要求。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增量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FDI存量的影响。外商投资决策受许多内部和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外商作为一个“陌生人”对某地区进行投资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收集公用信息(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外资政策)和专用信息(如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外资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等)时又会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为避免这种问题,外商在选择投资区位的时候往往会采取“跟进”策略,选取外资集聚地进行投资。
    二、对法制与政策环境的要求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呈现系统化投资、产业链投资、研发本土化和技术转让增多等特点。在这过程当中,跨国公司的投资规模、项目品种和投资范围都将增加,公司运作开始集合各种社会条件和因素,通过法律手段、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并通过一定的法制体制实现其作用和效力、指挥分支机构实施其权威性。因此,他们比一般外商更注重投资区域立法的完善程度和政策环境。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之所以“入境问法”的理由就在于此。他们坚信,他们的投资业务升级的前提条件是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有较大的改善。
    三、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效率和服务意识
    跨国公司很注重投资地区政府对支持企业投资的态度及扶持政策执行的情况。包括政府的廉洁程度、信息披露渠道和政务公开透明度,政府各部门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等。这尤其对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们不希望因为政府的运营效率低下和服务态度不好而降低公司总部指挥各分支机构的效率,从而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运营成本。上海市政府的外商投资工作委员会,采取了一个窗口、一个图章、一个机构、一站式服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到上海投资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对投资环境的要求也反映了影响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因素也是成本、集聚经济、法律和政策环境等。与一般外商不同的是,大型跨国公司更强调具有生产成本低、集聚经济明显、法制完善、政府工作效率高和服务态度好等综合区位优势的地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即长江三角洲、IT产业集聚的珠江三角洲和工业基础好的环渤海湾地区,尤其是作为金融和商业中心的上海和作为信息技术开发基地的北京和天津。